近偶于网络上检索到一条重要资料线索：在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中，藏有一部《泰山书院约言》（系统  号001411954），系墨拓本，经折装册页，凡1册。其书不仅在泰山文献中从未见著录，收录甚备的《中国书院学规》中也付之阙如。是十分珍贵的书院文献。适友人李俊领博士前往台湾访学，因请其赴馆抄录。百载秘笈，遂重归故土。今迻录全文于下：

泰山书院约言

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。读书即所以博文也。三坟五典、九邱八索，邈乎远矣。而当世所颂法者，经曰十三，史曰廿二，以及诸子百家、诗古文词，汗其牛而充其栋，学者即欲埋头雪案，奋志芸窗，而卷轴浩繁，津逮无自，望洋兴叹，废然思返。此固陋寡闻，甘心贻诮而不顾也。夫墨守固非通儒，而务广究无实际，惟于广博之中，而深以精密之功，则遵循有路，驯致匪难。优而游之，渐而积之，淹雅渊博，知非异人任也。漫拟六条，试与有志者商之。

  一、读经。经虽列为十三，而其原皆不可不深求之。《易》有连山、归藏，《诗》有小序、外传，《书》有古文、今文，左氏、公、谷所传《春秋》，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与《礼记》相会通。有志读书者虽不能尽览，而于本经之馀，博涉而精取。通经之彦，吾谁与归。

  一、读史。上古之史，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皆是也。汉司马太史作《史记》，其中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历》、《律》、《天官》、《封禅》、《河渠》、《平准》八书，不唯为文章之根柢，亦即为经济之本原。其纪与传，考其事实，覈其人品，知人论世，千古一堂。嗣是而由前后《汉书》至《五代史》，司马温公因其繁多，综核而胪列之，以编年纪月之例书，敷奏明试之迹，所谓《资治通鉴》也。朱子又效《春秋》书法，分为纲目，以寓褒贬，数千百年之事可以抵掌而读。稽古之士不眎为迂远也。

一、读古文。汉魏以来，文章朴茂，降及六朝，骈丽为工，唐初亦然。昌黎崛起，一振八代之衰。同时有柳子厚，宋有欧、苏、曾、王，各家文集，卷秩无多，精选而熟读之，充腹笥，广见闻，健笔力，资麈谈，其益无穷。明窗开卷，当自有得意时也。

一、读赋。《昭明文选》古今奉为龟鉴，其中无体不备，而尤为赋之总汇。然读之亦自有缓急。古赋不能适用，可以不必读，如《三都》、《两京》等赋是也。其馀各赋定宜熟读，浸淫既久，辞无弇鄙之讥，笔免庸俗之诮。风雅之席，当必虚左，慎勿谓壮夫不为也。

一、读诗。诗以应制，则试帖尚矣。然试帖即八股之墨卷也。夫诗有性情，有寄托，辞文复（复字的上面一半，去掉下面的反文）远，要不能于试帖中讨消息也。吟咏汉魏，领其温和淳厚之趣；玩索六朝，摘其清新雅丽之精。律严法密，三唐可遵；骀荡隽永，宋金元足备。朝夕涵泳，自然命意高超，吐辞深稳矣。

一、立功课。欧阳公分年读书之法，为初学言也。而凡下帷之士，不可不仿其意也。如每晨读某书，日中读某书，午后、灯下读某书，各就其性之所耽，力之能到。立定一日之程，毋夸多斗糜，毋见异思迁，始不畏难，中不间断，循循而进。日计不足，月计则有馀矣。夫一篑可以成山，亦眎进之者何如耳。

以上各条，既非空谈性命，亦岂高远难行，诚能依此肄习，自有资深居安、左右逢源之乐。出为经济名臣，处为矜式硕士，顾不伟与？愿学者共勗之。

辛卯冬月望日 书于泰山书院斋房 长安 李品镐

此部《泰山书院约言》字体为楷书，墨拓，每折页20.6×10.3公分，裱于30×13.7公分纸上，页6行, 行14-15字。清册题名为《李品镐字帖》。推想原文应是镌之碑石，后人摹拓剪裱而成。所言“泰山书院”，并非宋代孙复、石介所建之“泰山书院”，而是清代乾隆年间新建之同名书院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泰安知府姚立德、知县程志隆等，因泰城青岩书院渐就倾圮，遂在城西汶阳桥（今泰城上河桥）畔购买民舍，别建堂宇，仍题名泰山书院。程志隆撰碑记称：“余承乏是邑，别思以振起之。维时前郡守李公（湖）相与谋建书院，粗有成议，寻于二十八年秋，调任大名，未遑蒇事。姚公（立德）继守是郡，爰承前议，率属捐俸，购宅于城西，命余董其役。于是拓而广之，葺而新之。凡正门、重门、讲堂、书舍以至庖湢、廪廨，莫不具修。复于讲堂东偏筑室以祠三贤（祀宋儒孙复、石介、胡瑗）。阅数月而工竣，又以经费储偫，酌定章程，延明师，集诸生肄业其中。仍颜其额为泰山书院。阅明年，姚公调任济南。今郡守宋公（文锦）政成之余，辄以崇文教为急务，因复裕理经费，为久远计。时以公余召诸生讲学，亹亹不倦，而泰山书院之名日益著。”（清程志隆《重建泰山书院记》，清《泰山志》卷十三《郡邑志》）

《约言》作者李品镐，即是此次书院建设的积极参预者。品镐其人，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卷十和《文苑传》载：“李品镐，字西京，（长安人）。乾隆辛酉拔贡，官山东肥城知县。京师宣武门外咸长会馆，即品镐与刑部主事马玉图、周延儒、化州知州呼延华国所创修者也。品镐工书，师法赵（孟頫）、董（其昌）而自成一家，有《凹砚斋丛刻》，今存。”乾隆中其曾先后知肥城、泰安等县。光绪《肥城县志》卷七《职官志》“（乾隆二十八年任）李品镐，陕西长安县拔贡。”道光《泰安县志》卷一之下《职官表》：“李品镐：陕西长安人。拔贡，乾隆三十三年任。”其人工书法，今西安碑林中尚存所书碑记多方。程志隆《重建泰山书院记》，亦由品镐书丹。《岱览》卷十六《分览四·岱阳之西下》云：“《重修泰山书院碑》：右知县程志隆撰，李品镐真书。乾隆三十年七月勒今书院大门内。”《约言》即是李品镐于乾隆三十六年（辛卯，1771），为指导诸生读书、治学而作的一卷“学习大纲”。

“约言”也作学约、学则、学箴、规约、训规、讲规、会规等，其制始于宋代，最著者当推南宋朱熹之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后由宋廷颁示天下学府，产生重大影响，因之后世仿作者甚众。关于此类学约内容，根据研究者之总结，约有三端：“一是确立办学、讲会之宗旨，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，为诸生树立鹄的，为同仁确立目标，意期立志高远，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。二是规定进德立品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，既多理性之分析与规劝，更重日用伦常规范的建立，言者谆谆，无非是想为学者提供更多至善达德的帮助。三是指示读书、治学的门径和方法，多为山长半生攀登书山、畅游学海经验的总结，言出肺腑，语凝心血，无论是正面的引导，还是反面的戒饬，皆得视作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。”（邓洪波《中国书院学规·前言》，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页）而李品镐所作，则属第三类，即读书方法与治学门径的启迪。

李氏《约言》之大旨有二：即循序渐进，确定学习步骤；分门别类，开列书目指南。特别在读书导引上，作者确有心得。如提出“读经”应专精一经，兼及群经；“读史”于《史记》而外，尤重《通鉴》，而朱熹《通鉴纲目》又《通鉴》之津梁，“数千百年之事可以抵掌而读”；“读古文”特重唐宋八家，谓“精选而熟读之，充腹笥，广闻见，健笔力，资麈谈”；“读赋”则指出精读《文选》中小赋，“浸淫既久，辞无弇鄙之讥，笔免庸俗之诮”，“读诗”则深鄙试帖一体，提出兼涉汉唐宋元，不主一家，“朝夕涵泳，自然命意高超，吐辞深稳矣”。最后提出分年计程的读书法，“立定一日之程，毋夸多斗糜，毋见异思迁，始不畏难，中不间断，循循而进”。全文言朴意显，不故作高深，不故弄玄虚，诚为初泛学海者的指南一针。

不过李品镐所设计的“读书指南”，也有其不足之处，即缺少了对“经世”之学的关注。清代以后，各地书院日趋官学化，乾隆新建的泰山书院，已减弱了北宋泰山书院孙、石诸人“虽在畎亩，不忘天下之忧（欧阳修论石介语）的经世情怀与思想锋芒，一变成“承平高第为山长，勿漫清吟《庆历诗》”（赵东暄致赵国麟诗）之谨小慎微（康熙五十三年，山东巡抚蒋陈锡将赵国麟青岩义舍改为书院，虽显示官府对私人讲学的扶植，但此举同时也进一步将之纳入官学体制，淡化书院独立学风。此为泰山书院史之一大变局，容另文详陈）。故其为诸书开列高文典册中，竟无经世致用之篇。可作对照的是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陈寿祺《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》“择经籍”中所论除通行经史外，特标出“经济之书”：“经济之书，则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大学衍义补》、《思辨录》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郡国利病书》、《农政全书》、《行水金鉴》、《武经纂要》、《虎钤经》、《荆川武编》、《筹海图编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、《明臣奏议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皇朝三通》、《御纂律吕正义后编》、《御制数理精蕴》、《御制仪象考成》，所以通知古今，可施实用，此皆问政之津梁也。”（《中国书院学规》第83页）其取径远较李品镐所列为广，这一经世眼光的缺乏，恰为此篇《泰山书院约言》之缺憾所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周郢：山东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研究员